也不可能再将都督府权威滥用对这些明知故犯的商贾施加包庇。

　　而且到了沈哲子目下的位置，也不得不从整体上考虑。往年那种贾事兴旺，是建立在江东多年积累、乏于交流的基础上。

　　可是随着近年来的大规模南货北输，那些民间储备也渐渐要达到一个危险的临界点，一旦遭遇到什么天灾人祸，或许还要求助于外。

　　而中原之地潜力还在，所差最多就是百废待兴的起步资金，如果还需要频繁的外部输血才能维持经营，本身已经失掉了收复其地的最大意义。

　　因此，就算没有台中的打压，沈哲子也不打算继续大力抽取江东元气。虽然未来他的基本盘会挪到中原，但江东若是亏空过甚，也不符合长远的利益。

　　任何的统治结构，都是层层向下铺开，统治者一个念头经过层层放大后，真到底层落实的时候，往往会面目全非。管理构架越臃肿，这种扭曲变形就会越明显。

　　沈哲子同样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天下人不是他的应声虫，有的事情不是他想停就停。就算他自己心里有这样一个尺度，但并非人人都能站在他的立场去看待得失。

　　维持很久的路线，如果突然顿足，不独会民怨沸腾，甚至就连都督府本身构架都会出现动荡。要知道在他的都督府中就有很多属官背后的家族都在以此生利，维持了多年的政策突然改道，这会让很多人都不适应，甚至因此积弊丛生，从内部崩溃。

　　从这方面而言，沈哲子还要感谢台中今年对贾事的大力打压，双方这种政治上的对抗给过于繁荣、已经超出生产力水平的商事踩了一道紧急刹车。见效显著的同时，也让沈哲子避免了许多道义上的指摘。

　　由此看来，有底线的对抗未必是坏事，若真的内外沆瀣一气，执政者的声音很容易被民潮所裹挟，不能保证一个稳健的步伐与节奏。

　　但很多时候，对抗往往是没有底线的，理念上的斗争再牵扯上利益上的矛盾，很容易演变成道德上的指摘乃至于人身上的伤害。

　　所以尽管作为淮南首府的寿春由于来往人员变少使得管理压力降低，但是防卫力量却增加许多，镇守鸿沟的毛宝所部抽调回五千兵力，用于增强寿春的守卫力量。而原本留在北地休养的胜武军也撤回了淮南，直接负责沈哲子并淮南一众重要属官的人身保护。

　　甚至就连山遐这个执掌淮南法令过于严苛而不得人心的酷吏，出入之间也都有两百多人随身保护。

　　当然山遐置于危险境地，这一次也真的是为沈哲子这个大都督背了锅。其人提出一条政令，使得整个都督府上下官员们无不对其怨目以望，那就是官员申报财产。

　　官员申报财产，这并不是后世人治腐治贪的独创，这种行为或许不是什么常规制度，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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