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驾驶席上坐着一位身穿制服的警官。渔夫先上，接着我上，最后文学上。和电影镜头一模一样。文学关上车门，车便在沉默中开始前行。路面很挤，警车缓缓驶动，没有拉响警笛。坐起来同出租车的感觉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计程表。停的时间比跑的时间还长，周围汽车的司机因此得以左一眼右一眼盯视我的脸，但无人搭腔。渔夫合拢双臂正视前方，文学则像在练习风景素描，神情肃然地观望窗外。他到底在描写什么呢？恐怕不外乎堆砌怪异字眼的抑郁描写吧——“作为概念的春光伴随着黑暗的潮流汹涌而来。她的到来摇晃起匍匐在城市间隙的无名之辈的欲念，而将其无声地冲往不毛的流沙。”
我很想将这段文字逐一修改下去。何为“作为概念的春光”？何为“不毛的流沙？”但终究觉得傻气，而就此作罢。涩谷街头，依然到处挤满身穿小丑样奇装异服且看上去头脑浑浑噩噩的初中生。既无欲念又无流沙，什么也没有。
到得警察署，我被领进二楼询问室。这是一间4张半垫席大小的房间，有一扇小窗，窗口几乎射不进光线，大概同旁边的建筑物连得大近。正中有一张桌子，两把办公椅，还有两把备用塑料椅。墙壁挂着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钟。此外别无他物，没有挂历，没有画幅，没有书架，没有花瓶，没有标语，没有茶具，惟有桌、椅、钟三样。桌上放着烟灰缸和文具盒，一角堆着文件夹。两人进屋后脱去风衣，折起放在备用椅上。然后叫我在电镀办公椅上落座。渔夫在我对面坐定，文学稍离开一点站好，啪啦啪啦地翻动手册。两人半天一声未吭，我自然无言以对。
“好了，昨天夜里你干什么来着？”渔夫终于打破多时的寂静。想来，渔夫开口这还是第一次。
昨天夜里？昨天夜里是哪个夜里？我搞不清昨天夜里同前天夜里有何区别，搞不清前天夜里同大前天夜里区别何在。这固然不幸，但是事实。我沉思良久——回忆需要时间。
“我说你，”渔夫干咳一声，“法律上的东西这个那个理论起来是很费时间。而我问的非常简单：昨天傍晚到今天早上你干什么来着？还不简单？回答也没什么亏可吃吧？”
“所以正在想嘛！”我说。
“不想就记不起来？才是昨天的事哟！又不是问你去年8月份干什么，大可不必动脑思考吧？”
我很想说所以才想不起来，但未出口。大概他们理解不了一时性记忆丧失为何物，从而认定我头脑出了故障。
“等你，”渔夫说，“等着你，尽管慢慢想吧。”他从上衣袋里掏出“七星”，用巨大的打火机点燃。“不吸一支？”
“不要。”我说。《布尔塔斯》杂志上告诫：先进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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