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巧妙十分快捷，旋即，困意蹒跚而来。

　　吃罢早餐，我翻开通讯录，找到一个在娱乐界做代理商的熟人，给他打了个电话。以前我为一家刊物当记者的时候，工作上和他打过几次交道。时值早上10点，他当然还卧床未起。我道歉把他叫醒，说想知道五反田的通讯处。他不满地嘟囔几声，好在还是把五反田所在制片厂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是一家主要制片厂。我拨动号码，一个值班经理出来。我道出刊物名称，说想同五反田取得联系。“调查吗？”对方问。“准确说来不是的。”我回答。“那么干什么呢？”对方问，问得有理。“私事。”我说。“什么性质的私事？”“我们是中学同学，有件事无论如何得同他联系上。”我回答。“你的名字？”我告以姓名，他记下。“是大事。”我说。“我来转告好了。”他表示。“想直接谈。”我拒绝。“那种人多着哩，”他说，“光是中学同学就有好几百。”

　　“事情很关键，”我说，“所以要是这次联系不上，作为我，难免在工作上加以变通。”

　　对方沉吟片刻。我当然是在说谎。其实我不能够随便变通。我的工作不过是听命于人，人家叫我去采访我才敢去。但对方不明白这点，明白就不好办了。

　　“不是要写调查报告吧，”对方说，“要是写调查报告，可得通过我正式安排才行。”

　　“不是，百分之百的私事。”

　　他让我告之以电话号码，我告诉了他。

　　“是中学同学对吧，”他叹口气说，“明白了。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让他打电话过去。当然，要看他本人乐不乐意。”

　　“那是的。”我说。

　　“他很忙，也可能不乐意同中学同学通话。又不是小孩子，总不能把他拉到电话机这儿来。”

　　“那是那是。”

　　对方边打个哈欠边放下电话。没办法，才早上10点。

　　午前，我去青山的纪国屋商店买东西。到停车场，我把“雄狮”停在“萨勃”和“奔驰”之间。可怜的老型“雄狮”，活像我本人这副寒酸相。不过在纪国屋采购我倒是很喜欢。说来好笑，这家店的莴苣保鲜的时间最长。为什么我不清楚，反正就是这样。说不定是闭店后店员把莴苣集中起来施以特殊训练的结果。果真如此我也毫不惊讶——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什么事都有可能。

　　出门时我接上了录音电话，但没有任何话音留下。谁也没打电话来。我一边听收音机里的《沙夫特的主题》，一边把买来的蔬菜分别包好放进冰箱。那男的是谁？沙夫特！

　　之后，我到涩谷一家影院又看了一次《一厢情愿》，已经是第四次了，但还是不能不看。我大体估算一下时间，走进电影院，痴痴地等待喜喜出场。我把全副神经都集中在那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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