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逐渐发现张居正其实犯了一个错误：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
文官固然有“沽名钓誉”的一面，比如像邹元标之辈，因为张居正夺情一事而全然不顾自己生死也要上奏反对——张居正认为只是沽名钓誉之举。
但朱翊镠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比如重用王锡爵，比如以另一种方式善待张彪与与刘大元等，发现被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非全是口头禅。
假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的文官如邹元标之辈，真的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
文官这种自我牺牲的无畏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进犯，也能在千辛万苦中修复黄河的决堤，直言批评皇帝等等。
其用心未必真的是“沽名钓誉”，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与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受益。
文官身上确实有这种精神气儿。
就像王锡爵，看现在的状态，给他以最大的诚意，他真的可以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而文官的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被张居正严重低估了，至少张居正没有诚心诚意地利用好。
如果文官稍有偏激行为，便认为他们不过是沽名钓誉之举，那未免有点小瞧天下读书人了。
像张居正对待王世贞与汪道昆，认为他们的诗词歌赋只是赢得厚禄高官的资本显然是不恰当的。
在朱翊镠看来，这是没有认清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如果只将他们当作行政工具，很容易将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张居正的结局就这样。
以致于张居正最后只能把自己当作烈士来看待了。
朱翊镠可不希望走上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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