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签字，所以情况危急，我们就让被告签了。”纪尧说：“当时她还犹豫——”
纪尧说到这时停顿了一下，他不知道这个“犹豫”算不算周芳有“悔过”情节，也不知道这种细节会不会对现在的局势产生什么影响，但他权衡了一下，还是照实说了。
“当时她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签了。”纪尧说：“我们当时没有核实她的身份，她也没有主动说。”
“签字的时候，你们有对她单独说明手术风险和隐瞒传染病的风险吗。”公诉人问。
“有。”纪尧很笃定地说。
“五号证人和四号证人的证言交叉印证，具有可信度。”公诉人下定论道。
“所以我方不认可被告的辩护理由。”蒋衡说：“被告毁坏车辆在前，隐瞒关键性治疗事实在后，动机显然不止是让人受伤这么简单。”
“我方反对。”被告辩护律师很快说：“被告人不具备深度的医疗知识，关于治疗过程的严重后果，可能存在善意误判可能。而且基于车辆刹车没有被使用过的痕迹，可以得知车祸与被告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车祸是没有因果关系。”蒋衡说：“但见死不救总有吧。”
蒋衡说着举起手，示意道：“根据四号证人和被告的聊天记录可知，被告人提前已经知道被害人当天要去赛车，并且在四号证人和被害者通话时就在现场。在具备履行告知义务的实际可能下，被告人没有及时纠正自己的一念之差，提醒被害人赛车上的风险，而是放任被害人去赛车玩耍——这本身就是被告在有履行提醒义务时的未提醒行为，从而直接导致了被害者被置于危险境地之内。”
对面席位上，纪尧看见那位辩护律师微微拧起眉，低下头飞速地翻了两页手里的文件。
“而车祸后，被告在已经造成实际伤害的情况下也没有向医生说明被害人的病理风险，是另一种不作为行为。”蒋衡说：“在被告没有尽到告知义务的前提下，被害人死于隐瞒病情导致的用药错误和病情恶化，所以由此可见，被告的不作为行为和被害者的死因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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